赤胆忠心谱华章

——俞彭年老师的教育故事

1964年我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学习日语。俞彭年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担任我们班的基础日语教学。

俞老师是华侨,他出生在日本东京。16岁那年,他得知新中国建设需要人才,便向东京华侨总会报了名,告别父母,只身一人回到祖国。复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外教哲学。63年上外缺日语师资,领导安排他改行。俞老师心想,回国就是报效祖国的,哪里需要,哪里就是自己的工作岗位,就毫不犹豫地另起炉灶,成了日语教师。

那时候俞老师才二十多岁,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觉得这个老师很随和,是位平易近人的老师。

不出所料,俞老师对待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来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挑着扁担,穿着补丁的衣裤,有的还赤着脚进了校门。俞老师一点也没有瞧不起我们,生活上主动爱护、关心我们;学习上严格要求、帮助我们,他循循善诱,教书育人。刚入学时,我们人生地不熟,俞老师就陪同我们熟悉校园,用他那旧的自动照相机为我们拍照,冲洗后分送我们寄回家去报平安。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拍到室外风景照啊,新鲜感十足。(见图一、图二)

俞老师常来参加我们班级的活动。记得有一次,我们学了课文《外滩》,同学们商量去外滩搞一次班级活动,练习口语。俞老师也去了。他给我们拍了很多照片,男生的,女生的,集体的,个人的,楼前的,江边的,横一张,竖一张,拍得我们个个都兴高采烈,流连忘返。接着带我们去了黄浦公园。他介绍说,解放前这个公园的门口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解放后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了,不再受欺负了。俞老师借机激发我们的民族自尊心,鼓励我们奋发学习。这真是润物细无声,育人大有径!(见图三)

一年级的寒假,我和另一同学没回家。学校组织全体留校同学一起吃年夜饭,俞老师就让我们第二天去他宿舍过新年。他为我们煮了红豆汤,让我们看相册,告诉我们日本人怎么过新年,还为我们拍了照。我们在他那里度过了有趣、快乐的新年第一个上午。俞老师的关怀至今我仍然记忆犹新。

俞老师教学十分认真,他敢于改革,大胆创新。开课后,他告诉我们,要在我们班级进行日语教学改革的试验,系里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把我们班级定为日语教学改革的试点班。俞老师是想尝试当时国际上刚刚兴起的外语教学的“听说领先法”,他采用了一整套与其他班级不同的、独特的教学方法。他讲课不是把要讲的教学内容直接说出来,而是启发引导我们思考他要讲的内容。复习时也不是把讲过的内容再重复一遍,而是启发我们把学过的内容一点点地回忆出来。他来上课时总是带着实物、挂图等,说是进行直观教学。他让我们把课桌排成开座谈会的形式,可以相互交谈,面对面讨论。每节课都要有一位同学用日语讲三五分钟校内外发生的事情,实打实地练习口语。他不要求课堂保持安静,要求我们坐在位子上叽里呱啦地说。从中他能听出问题,给予纠正和解释。他的启发式、讨论式、自由提问式教学,使我们的思想很活跃,学得生动活泼。课内、课外俞老师都强调培养学生的听说能力,课外的会话、听录音、自修、辅导等等,他也都有独特的做法和要求。俞老师甚至还力图培养我们直接用日语来进行思维。由于他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改革创新,使我们学到了地道的日语,在日后的工作中普遍受到日本人的好评。

俞老师1964年进行的这场日语教学改革,可能是新中国日语教育史上的第一次日语教学改革。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勇士。俞老师当时这种改革的锐气足已可称之为初生牛犊不怕虎!

在改革的实践中,俞老师觉得教材也必须改,就不断地给我们发补充教材,着手准备编写上外教材。当时我看到他房间里有好几个长条形的抽屉,就是图书馆里放目录的那种。抽屉里已积累了一些卡片,是他从日文书上摘录的句子,用作讲课和日后编教材的例句。正当俞老师雄心勃勃,想大干一场的时候,风云突变,“文革”降临。俞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挨批斗,遭隔离,后又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尽管俞老师蒙冤受辱,但赤子报国之心不变,钻研教学之志不移。72年工农兵学员进校,俞老师从农村抽调回来后,边上课,边编写教材,74年、75年出版了上海市大学教材《日语》四册,80年、81年又主编了高等学校日语专业用教材《日语》四册,并且获得全国的教材奖。这也许是俞老师的哲学功底帮助了他,我更觉得播下什么样的种子,就会有什么样的收获,那是俞老师长期积累、矢志不渝、辛勤耕耘结出了硕果。(图四)

俞老师钻研学术的精神是我们的楷模。在进行语音教学的时候,俞老师发现如果按现有教材教的话,教出来的日语同实际不一样,不是道地的日语。于是他钻研日语的语音,每天收听日语广播,反复琢磨,总结发音规律。在系主任殷勤老师的支持下,按他自己的发音教,多年以后,他的语音理论编进了上外教材,到了90年代还专门出版了日语语音的小册子,录制了磁带,永久保存下来。俞老师的日语语音教学是独树一帜,过去没有教师提出过的,是俞老师半个世纪前就开始的创新之举。

俞老师研读了日本语言专家的专著以后,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如果结合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加上“语言表达心理”的话,就可以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他就开始了“日本人语言表达心理”的课题研究。好事多磨,一纸调令,调俞老师到上海市外事办工作,该项研究只好暂时搁浅。好在市外办的工作比在大学里有更多接触日本人和访问日本的机会,俞老师利用工作之便,默默地继续着“日本人语言表达心理”的研究。到了1999年,俞老师从市领导岗位上退休,应邀去日本执教,他还研究“日本人语言表达心理“,每年写出《中国人视野中的日本人语言表达心理》的研究报告,持续多年。回国后,他又把研究成果自费出版了专著《了解日本 了解日语》,分送给学日语、教日语、用日语工作的人们。这种研究精神一定要薪火相传,大学的学脉不能中断!(图五)

俞老师最愧疚的是对不起自己的父母。他父亲病重时正值国内“文革”期间,俞老师是被打倒的对象,没能去日本同生他养他,靠打工养活一家子的父亲作最后的告别。这种愧疚是撕心裂肺的痛。78年改革开放后,俞老师有了机会看望和照顾老母亲,短暂的尽孝解决不了独居老人长期的困苦。这些俞老师都清楚,但他已经把自己献给了祖国,献给了祖国的日语教育事业,无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当年迈失明的老母亲问他愿不愿意一直留在日本时,俞老师安慰老人说,当初我回国是为了建设祖国,现在祖国的日语教学需要我,我能为祖国的日语教学做出贡献,我还是按时回去,以后来日本会很方便的。老母亲是识大义的,她能理解儿子的心思。了不起的孩子往往背后有位了不起的母亲。道别时,老母亲摸着走廊的墙壁,送儿子到家门口,纵然有千言万语要说,也埋在心底,只说了一句“路上小心。”俞老师也明白,此一别,不知是否还能再相见?但祖国在召唤,日语教学在等他,他坚定地赶往机场。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我想,如果用“赤胆忠心报祖国,呕心沥血为教育”来评价俞老师的教育生涯的话,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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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在校园里

后排中间是俞彭年老师,其余是我班外地和上海郊区同学,后右一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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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在校园里

后排左一是俞彭年老师,前排右二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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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在公园里

后排左一是俞彭年老师,前排左一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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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俞老师编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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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俞老师的专著

大学生、教师、其他社会人士组

姓名:孙玉洁

单位:上海海洋大学(退休前)

职位:系主任(退休前)

年龄: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