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教育焦虑走出囚徒困境

——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谈起


刘 尧


2018年2月,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要求治理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突出问题。事实上,我国校内外一些教育机构不顾及学生全面发展的许多做法,不仅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也使教育深陷囚徒困境。这些年来,我国教育在取得辉煌发展成就的同时饱受诟病,从来没有哪个领域像教育领域这样受到社会如此多的关注与议论,尤其是如此多的质疑与批评。家长日益蔓延的教育焦虑、社会持续升级的教育忧患、学者不曾停歇的教育批评、政府从未间断的教育改革……我们很难说这些都是无病呻吟!的确,我国教育已经深陷困境,这很难说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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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教育的出路在何方呢?笔者曾在《教育困境是教育评价惹的祸吗》一书中提出过教育困境的观点,教育困境就是指我国教育一直面临着两大难题:一个是难解的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越减越重的难题;一个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难题,这两大难题相互交织则形成了以“学业负担越重,教育质量越低”为特征的教育困境。如何认识与破解教育困境,是事关如何解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教育需求与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矛盾的大事。破解教育困境的前提是走出囚徒困境,我们就谈谈如何化解教育焦虑走出囚徒困境的问题。概而言之,教育焦虑是由“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引发、校内外教育机构助推的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焦虑心理与行为。家长的教育焦虑在全社会的广泛持续蔓延,渐渐地在教育整体上形成了越陷越深的囚徒困境。

一、教育焦虑与学生重负互相交织难分难解

孩子不在学校里,就在上学的路上。许多媒体记者的采访报道显示,接受采访的家长会流露出对孩子教育诸多问题的焦虑,最大的焦虑则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习,我家的孩子不学习或者学习成绩不好的话就会被好学校淘汰。我国的家长一边感慨孩子太苦了,一边又不得不为孩子报培训班。事实上,家长的教育焦虑的根源是怕自家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为能进入好幼儿园,就意味着有更多机会进入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最后进入重点大学。良好的师资意味着高质量的教育保障,而高标准的学业要求又是保障高升学率的基础,这些也是重点学校立足的基本根基。正因为如此,各种压力不断向下传输给孩子,具体表现是作业多、作业难、考试频率高,等等。

我国绝大部分家长为孩子教育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们疲于增加自己的收入满足孩子成长需要,疲于为孩子选择好的学区房好的学校,疲于提升孩子的考试成绩,疲于让孩子学习更多的东西,疲于孩子的未来发展。在网上看到一张“小A的作息时间表”,小A除了周一到周五在学校学习之外,还有课外的英语、钢琴、书法、游泳、跆拳道、拉丁舞等九种培训。小A的母亲说,“我的每个安排都是有目的,跆拳道为了锻炼身体,增加男子气概;弹钢琴是为了培养艺术天赋,英语是为了出国方便;书法是磨练性子……”句句话都离不开“有用”的目的。其实,孩子不感兴趣花多少钱也没多大用,这就是我国家长对孩子教育的焦虑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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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家长的教育焦虑有时来自孩子的某一次考试失败,比如孩子只不过是一次数学考试没考好,家长就放大自己的焦虑——数学是高考必考的科目,孩子学不好数学以后小升初、中考、高考又该怎么办呢?孩子若上不了好大学,一辈子不就难出人头地了吗?因此一定会赶快带着孩子去报数学培训班。家长的教育焦虑有时来自与别人的比较,比如与别人家的孩子以偏概全的比较——拿自家孩子与数学最好的孩子比数学、与语文最好的孩子比语文、与绘画最好的孩子比绘画,这样的比较当然是越比越焦虑。家长的教育焦虑有时来自抱怨孩子不爱学习——“反正有时间,多学点东西,艺多不压身,又不损失什么?”语文、英语、数学哪个高考不考呀?还有琴棋书画不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习吗?这样抱怨当然也是越抱怨越焦虑。

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均靠考试来维持并以此检验教育质量,没有了考试学校便显得无所适从。因此学校成了全社会各个领域中最惨烈的“竞技场”,而考试则是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就拿我国引以为傲的上海教育来说,2012年的PISA报告显示,上海PISA测试的突出特点就是重负担与好成绩相伴相随,上海学生周平均上课时间为28.2小时,在6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于第9位。上海学生周平均课外作业时间13.8小时,不仅远远高于OECD国家学生平均课外作业时间4.9小时,而且是他们的2.8倍之多,即便与排在第2位的俄罗斯不到10小时相比,上海也多出了好几个小时。

二、教育焦虑随学校减负校外增负愈演愈烈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简称减负),一直是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性难题。近些年来,面对社会日益严峻的升学与就业压力,家长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相互攀比引发的教育焦虑持续蔓延……政府颁布减负令的政策效应渐渐失灵,减负已经演变成了越减越重的教育难题。事实上,减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对减负做出过重要指示,各级政府也在不厌其烦地发布减负令。到了2000年,教育部还在发紧急通知,要求“切实把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减下来”。到了2010年,国家出台的《教育规划纲要》还把减负上升为国家战略。然而,2013年8月5日《人民日报》发文还在呼喊,“学生负担过重已成民族之痛”。

实际上,政府的减负令不仅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收场,而且学生重负由校内学习蔓延到了校外培训。2015年11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减负何以越减负担越重?”一文称,政府的减负令不仅没有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反而学生负担由显性模式转为隐性模式,由拼学生扩展到了拼家长。不仅如此,公办学校减负后,负担又转到了民办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2016年11月,“疯狂的校外培训”在网上热传,又一次触发了社会舆论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热议。2016年11月7日《人民日报》解码·教育焦虑:减负政策频频出台,作业少了、考试少了,可学生还是累。为什么呢?该文认为:孩子减负、家长增负;课内减压、课外加压;政策频出、焦虑难消。

中国教育学会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简称《报告》)显示,2016年课外培训班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中小学阶段在校生总数稳定在1.8亿左右,而参加课外培训班的中小学生人数达到1.38亿,就是说,超过七成的中小学生参加了课外培训,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平均值。实际上,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一线大都市,参加培训班的学生比例可能远远超过了八成。《报告》还显示,参加了两个以上培训班的学生占了48.8%,并且“00后”上课外培训班的总时间是“90后”的3倍。如果进行简单计算,这1.38亿中小学生身后,至少还站着2.7亿的父母。这还不算祖父母、外祖父母在内。

我国来自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无外乎是心里有一把用标准化考试成绩衡量孩子的尺子。今天我国广泛使用的标准化考试,通过一整套严密体系向家长传播关于学霸和成功的标准,家长在与这个标准的对比中的确日益焦虑,便主动在孩子教育的理念和行为上向标准化考试标准臣服。在这种羊群效应导致的趋同趋势下,孩子对各类培训机构越来越依赖,因为凭借个人努力和才华已经难以在残酷竞争中胜出。因此,孩子的个体差异以及兴趣爱好,因不在考试制度评价的范围内而被边缘化,学校则变成了惨烈的“竞技场”,孩子上学学到什么已经不十分重要了,更为重要的则是证明自己的考试成绩把多少人甩在了身后。

三、教育焦虑与囚徒困境相辅相成难以消解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地域化和阶层化集聚越来越明显,家长的教育焦虑也越来越强烈。实际上,“寒门难出贵子”现象更加突出,名牌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各地的重点中学以及城市具有资源优势的学校,因此也导致价格日益暴涨的学区房、核心地带孩子竞争的白热化以及边缘地带的教育资源匮乏,这些无疑更进一步助推了家长的教育焦虑。还有以高考为标杆,标准化考试也下沉到中考甚至小升初。这些因素集结形成了聚合效应——孩子最初处于哪个阶层,最终也在哪个阶层,底层逆袭而“寒门出贵子”的情况不多见了。既然制度化的竞争已经在所难免,有条件的家庭只好从孩子的教育起点做打算,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里去。因此,家长的教育焦虑逐年下沉,从高中一直沉到了幼儿园。

减负究竟要减什么?应该是真正减轻学生学习中不合理、不必要的负担。比如,作业过多,书包过重,上课总时间过长,等等。2000年,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给出的权威说法是,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过大的心理压力、过重的经济负担。试问减轻这三项负担真有那么难吗?从理论上讲确实不难做到,但在实际上因涉及教育竞争各方的利益,再加上家长受不愿输在起跑线上理念的误导,都希望别人家的孩子减负,自家的孩子怎么也不会减负。对学校与校外培训机构而言,要适应教育市场的实际需求,也不愿意自家减负别家增负。尽管全社会都知道减负有好处都在呼吁减负,但在实际行动中谁也不愿意率先减负,因而减负就陷入了囚徒困境。

那么,什么是囚徒困境呢?囚徒困境源自于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和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1950年拟定的相关困境理论。这一困境理论后来由艾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以囚徒方式进行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prisoner s dilemma)。简而言之,囚徒困境说的是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在不能互相沟通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而每个人获刑坐牢一年;若其中一人揭发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获刑坐牢十年;若两人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而两人都获刑坐牢八年。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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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团体的最佳选择。我们知道教育的博弈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班级与班级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都在追求教育利益最大化,如何做到教育利益的最大化,这取决于各方面所采取的教育策略。就拿减负来说,国家教育部下达减负令强烈呼吁减负,但对于地区、学校、家长及学生来说,选择有以下三种:如果各方面都减负,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甲方减负乙方增负,乙方将取得相对优势;甲方增负乙方减负,乙方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各方面权衡利弊后有可能选择“齐步走”一起减负吗?实际上不仅不可能减负反而都会主动增负,这样就形成了中小学减负的囚徒困境。

四、新时代要化解教育焦虑走出囚徒困境

2016年11月11日与17日的《中国教育报》,连续发表两篇关于如何认识和化解教育焦虑的评论员文章。文章的核心观点是:首先,教育焦虑更多的是来自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向教育传导,这种传导最终都落到了学生和家长身上。其次,一些媒体和家长常常以理想中完美的教育来苛求现实的教育,并认为一定有更为理想的教育逻辑和根本性的变革思路,可以让教育走上更完美的发展道路。文章的结论是,若把渴望完美的教育焦虑转嫁到学生身上,就很值得家长严肃地自我审视了,因为教育之病亦是社会之病,尽管教育本身的确难辞其责,但不能孤立地把教育看成被批评或改革的对象,更需要社会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教育观念的转变。

的确是如此,由于我国社会在人生观上长期局限于“读书做官”的功利主义人生信条,家长对“成功”的焦虑与渴望,自然是力争让自家的孩子考出好成绩,这样必然会造成应试教育盛行而学生学业负担越来越重。实际上,考试分数也是政府、学校、师生和家长不约而同的追求目标,其中的各方都在一边焦虑、一边埋怨,又一边推波助澜,这样就使教育深陷囚徒困境。新时代教育要从根本上走出囚徒困境,政府要进一步均衡教育资源,学校要改变以考试分数为标准的单一评价体系,等等。教育是一项牵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深化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过于焦虑的家长也不能坐等政府和学校改革,理应在走出囚徒困境的协调行动中有所作为。

新时代教育要走出囚徒困境,还需要家长的自我觉醒。这个世界上能获得巨大财富的人毕竟是少数,如果以财富为唯一标准那么大部分人是不成功的。教育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拿到高分、考上好大学、找到好的工作这些所谓“有用”的东西,还应该有一些“无用”的而孩子感兴趣并能使其生命充满乐趣的东西。如果孩子仅学会了考试,长大后也只会挣钱买房,这样的人生肯定不是成功的。家长应该明白,教育是为了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的孩子在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是为了让你的孩子在未来能顺利度过那些漫长幽暗的岁月而不怨天尤人,是为了让你的孩子的生命旅程更加丰富多彩!

新时代教育走出囚徒困境的根本办法,就是各方共同努力转变教育的博弈结构,即真正转变应试教育文化,让具有某一专长的学生和全面发展的学生获得更多的奖赏机会。为此,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尤其是教育部要研究符合新时代教育实际的减负的政策,并监督地方政府、校内外教育机构和家长坚决贯彻执行,形成以地方政府为主导、以校内外教育机构为主体,引导家长共同携手走出囚徒困境的新机制。新时代教育正在由有书读向读好书转变,读好书的教育应该是多样化的教育,政府要在保障教育公平的同时,引导教育多样化发展,为不同家庭不同观念的人提供所需教育,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教育需求。

刘尧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教授、所长。

本文将发表于《河南教育(基教版)》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