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8岁担任长辛店铁路中学专职团总支书记,后任专职党支部书记,1958年当选为丰台区长辛店镇人民代表。此后调到丰台区委教育部和区文教局工作。26岁开始担任石景山中学校长,由于办学业绩突出受到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的表彰,被荣为(石景)“山里出来的金凤凰” 当选为“北京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当成“黑帮分子的爪牙”“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批斗。不久,中央派出解放军进驻学校对师生进行军政训练,石景山中学较早的实现了大联合“三结合”。我重返领导岗位后同军训团一起带领师生坚持复课,随后遭到校外一些人的严重冲击,在波及三千人的“6.7”武斗中我被绑架,遭人恶意整治险些丧命。在危难时刻是毛主席签发的“六.六通令” 将我迎救。石景山中学顶住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冲击,坚持复课闹革命的事迹受到中央和社会各界称赞。

1971年7月我当选为中共石景山区委常委,调到区文教卫生局做负责人。1973年3月,36岁调北京市教育局任党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副局长)分管中小学、幼儿园的教育工作,我们遵照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适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求改革教育,积极推进教育革命。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数十次参加国家的重要活动。1975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筹备共青团全国“十大”,经毛主席批示同意下发中央文件任命我为筹备组成员之一,内定团中央书记候选人,在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领导下做筹备工作半个多月。此后调到中央党校参加中央政治局主办的旨在培养考察高级干部的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了四个半月。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受到政治牵连。在受审查待结论的几年间,坚持不渝继续奋斗,自选项目自行安排专业进修,大量阅读书籍丰富自己,并自发地立项研究教育和写作。1987年底北京市委给我做出“文革中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犯有一般性政治错误”的结论。1988年3月任命我为北京电化教育馆馆长兼北京普教音像出版社社长,统管北京市中小学、幼儿园的电化教育。我精心设计实施总体改革方案,将电化教育的行政管理、专业技术指导服务及生产经营三项职能质于一身,大刀阔斧地科学推进,使北京市普教系统的电化教育有较大发展成效显着,在此同时发表了大量的电化教育论文、指导意见和关于基础教育的研究论文,轰动了全国同行,被荣为“全国电化教育明星馆长”。

1997年初退休后,来到一所小型培训机构一面办学一面进行教育实验,自主开展基础教育与校外培训教育的研究和写作获得大丰收,出版我国首部《培训学校教育管理学》,还出版了其他五部教育专著,发表了数百篇教育论文与社会杂文,被荣为“从实践中走出来的教育家”。

多年来,上级领导安排我以青年代表、教师代表、少数民族代表、人民代表、全国人大常委等身份,数十次参加国家或地方的重要会议活动及外事活动,六次出席市区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五次出席国庆及“五一”招待会,八次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与五一盛典,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荣幸的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75--1976年以人大常委身份怀着悲痛的心情先后参加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五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遗体告别与追悼会为他们送行。

我一生崇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对于他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坚持公有制反对私有制、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反腐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重视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教育与基础建设、强调文艺工作的政治方向与思想教育性、教育要革命等衷心地拥护,并积极地宣传贯彻执行。

我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个人生活丰富多彩,身心健康。几十年间四度成为行业新闻人物,数十家媒体多次宣传报道过我,称我是“基础教育领域的特殊人物”“与共和国同行的能人” “文革北京普教知情人”“资深科研型管理者” “具有‘走麦城’的经历” “具有卓越才干和魄力,兼有哲学家的头脑、艺术家才华、诗人气质、翩翩风度、举止潇洒、谈吐幽默、思维敏捷、待人亲切、真诚的领导者”“才华、思维与能力超人,热情、坚定、自信、生气勃勃、行动敏捷的先生”“无论在鲜花、掌声中,还是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总有一颗冷静的大脑,始终保持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清秀、帅气、严肃的老师”“多才多艺,勤于思考、精于笔耕、熟悉教育、善于管理、注重研究的老先生”(以上引自各报刊) 。

由于四度起伏,经历不凡,坚忍不拔,奋斗不止,每个阶段都获得了丰收,因而造成了我的不寻常的教育人生。